《教育史研究》是我国唯一的教育史学科的学术期刊。它创刊于1989年6月，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回顾这20年的曲折历程，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教育史研究》有着顽强的坚持性。它在坚持中创刊，在坚持中发展，在坚持中为教育史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一个参与这个杂志创办和在办刊过程中奋斗了十五年的古稀老者，想在这里讲一些与《教育史研究》有关的事情。 　　一、 在坚持中创刊 　　我于1985年调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史研究室后，参加了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的课题研究。1987年，该课题被列为全国教育科学“七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此时，主持这项课题研究的教育部老部长董纯才提议：应该办一个有关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的刊物，以推进这项研究工作的开展。教育史研究室的负责人唐关雄、宋恩荣知道董老的这个提议后和室里的同仁进行研究，大家觉得，既然要办刊物，就不妨把涉及的范围扩大一些，办一个能够覆盖整个教育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刊物。但是要办这样一个刊物的困难很多，首先是办刊经费从何而来？其次是有没有称职的编辑人员？再次是稿源有没有充足的保证？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教育史研究》最初的创办者们白手起家，表现了顽强的坚持精神。 　　为了解决办刊经费问题，教育史研究室的同仁锲而不舍，先后与湖北、山西、陕西、河北等有关单位进行联系，就是要找一个可以提供稳定办刊经费的合作单位。后来，河北教育学院副院长曹剑英教授听说要办教育史研究的学术刊物，立即十分爽快地答应说，河北教育学院愿意为办这个刊物出钱出人，编辑部也可设在河北教育学院。他说：“中国这样一个教育大国应该有一份教育史研究的刊物，为了办这个刊物，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其实，曹剑英教授早在年轻时期就和教育史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6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在我国率先开办教育史研究生班的时候，曹剑英教授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党支部委员，就兼任了这个研究生班的班主任。80年代，他担任了编撰河北省教育志的主持人，也是河北省参加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研究课题的负责人。他对开展教育史研究是十分有感情的。有了他的支持，创办《教育史研究》的经费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 　　办刊物还需要有编辑人员。当时，我们邀请教育史学界的老前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元老之一的河北师范学院许椿生教授担任主编，编辑部主任为河北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王谦，副主任由河北大学教育系主任阎国华教授和我担任，编辑部的编辑有河北教育学院的刘茗、赵俊杰和中央教科所的方晓东、毕诚。很显然，这样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编辑团队无论是专业学术水平还是编辑水平，在当时的同类型学术刊物中都是很高的。尽管他们当时都是兼职，都没有任何报酬，但对于稿件的三审和三校以及其他的各项编务工作和发行工作，大家都是一丝不苟地坚持按规范做好一系列工作。 　　办刊物更需要有充足的稿源。为此，当创办《教育史研究》的初步意向确定下来的时候，正逢全国教育史研究会要举行年会。于是，前去参加年会的我所金铁宽先生就把这个酝酿办刊物的信息向与会同仁做了汇报。大家闻讯后都表示要积极地为这个刊物提供高质量的稿件。许多教育史界的知名学者，如王天一、黄济、许椿生、马秋帆、许梦瀛、孙培青、周德昌、吴式颖、黄学溥、郑登云、李国钧、阎国华、姜文闵、郭齐家、陈德安、苗春德等都寄来了他们亲自撰写的稿件供《教育史研究》采用。教育部老部长董纯才也送来稿件表示对刊物的支持。还有一大批当时的年轻学者（现在都是教育史学界的顶级专家了），如张传燧、丁纲、程斯辉、俞启定、季萍、刘传德、刘海峰、金林祥、崔运武、周汉章、吕达、刘新科、陈时见、方苹、史静寰、张斌贤、吴洪成、储朝晖等都寄来了稿件。中央教科所的同仁王书田、李正心、张兰馨、宋恩荣、方晓东、程方平、毕诚、吴霓、樊慧英、夏辉映、张海英、帅扬和我也撰写了稿件。据我回忆，在《教育史研究》筹备创刊期间，各地寄来的稿件已有近百篇，由于杂志篇幅有限，所以采用的稿件都是在众多优质稿件中按照栏目需要选择出来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教育史研究》上发表的稿件实际上是反映了当时教育史学界的最高学术水平。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出，中央教科所教育史研究室的同仁在教育史学界的支持下白手起家，硬是靠着顽强的坚持性，解决和落实了《教育史研究》办刊的经费、人员和稿源问题。在基本条件具备之后， 1989年9月，创刊号在石家庄出版了。它是由中央教科所教育史研究室联合全国教育史研究会、河北教育学院主办的。3个主办单位分别推荐曹剑英教授、王天一教授、江铭教授、阎国华教授、黄学溥教授以及中央教科所教育史研究室主任唐关雄、副主任宋恩荣担任副主编。编委共27人，也是由3个主办单位推荐的。另外，杂志还聘请毛礼锐、陈学恂、潘懋元、张瑞璠等16位教育史学界的老前辈为顾问。 　　在《教育史研究》创刊之际，教育史学界的老前辈毛礼锐、王天一、马秋帆、张瑞璠、赵祥麟、滕大春、高时良、王炳照诸先生都撰文表示对《教育史研究》的祝愿和勖勉。有的先生在文章中明确提出，《教育史研究》的创办开启了“教育史学发展的新阶段”。为了支持这个刊物的出版，著名史学家周谷城亲自为杂志题写了刊名，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张承先专门为刊物题词：“总结历史经验，发展教育科学，推动教育改革”。教育部老部长董纯才更致函中共河北省委，希望河北省委对《教育史研究》给予大力支持。应该说，《教育史研究》的创刊是20世纪80年代教育科研战线上的一件大事。 　　二、在坚持中发展 　　《教育史研究》创刊后，在办刊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但是这些困难在教育部和中央教科所领导的关怀下，在教育史学界的全力支持下，刊物编辑部同仁硬是靠着顽强的坚持精神，使刊物走上了曲折的发展道路。 　　1991年前后，因曹剑英教授离休，经费和人员出现困难，中央教科所不得不承担起主办《教育史研究》的重任，并把编辑部由河北迁回北京。所里虽然经费紧张，但每年补助《教育史研究》部分办刊经费，并由曹青阳副所长担任《教育史研究》主编，由北京师范大学王炳照教授和我担任常务副主编，方晓东担任编辑部主任。教育史研究室的李正心、李玉非、王文宝、吴霓、李鑫华等先后参加编辑部的工作。此后，《教育史研究》得到卓晴君、朱小蔓、袁振国、徐长发、田慧生等中央教科所历届所领导的支持和帮助。2008年，根据中央教科所机构调整及其职责任务的规定，《教育史研究》成立了编委会，由袁振国、朱小蔓、王炳照任编委会主任；由教育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方晓东任主编，徐卫红、韩红升任常务副主编，储朝晖任副主编；姚宏杰、郭红霞、李海云任编辑部主任。 　　由于编辑部的同志们都有极强的责任心，都能尽责尽力，从而使《教育史研究》的学术质量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上海图书馆把《教育史研究》列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并作为其编辑的《全国报刊索引》的重要资料源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收入了《教育史研究》的重要论文目录，中央教科所也将其列入核心期刊。1994年，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工作小组确定《教育史研究》为共和国教育史研究的学术园地。与此同时，中央教科所也开始经国家教委领导王明达、张宝庆、张天保等批示，多次为《教育史研究》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申请正式期刊号。本刊发表的论文中的观点和提供的资料常常被教育史学界和地方教育史志界同行所引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一些省市还把本刊发表的论文作为评定学术职称的重要依据。各高等院校和各教育科研单位的教育史学界的教学人员、研究人员和一些相邻专业的学者专家都把自己的科研论文寄到《教育史研究》编辑部，从而使《教育史研究》的稿源十分充足，后来不得不作出每位作者每年原则上只能发表一篇论文的规定。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教育史研究》在发展过程中又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主要是因为，由于正式刊号久久申请不下来，而新闻出版总署又把“内部刊物”更名为“内部资料”，办刊经费严重不足。1998年，山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宋守鹏教授毅然伸出援手，决定由山西师范大学参与协办《教育史研究》。山西师范大学不仅提供办刊经费，而且由该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德安教授和学报编辑于兴汉等参加了编辑部工作。同时，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只能有一个主办单位，因此，《教育史研究》更改为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后更名为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河北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协办。此后，山西教育学院、太原师范学院、沈阳师范大学、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青岛市教科所也先后参加了刊物的协办工作。 　　有了山西师范大学等一些师范院校和兄弟单位的全力支持，《教育史研究》又在危难中巍然挺立起来。1999年国庆节前夕，当原教育部部长陈至立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考察的时候，她明确指出：“《教育研究》和《教育史研究》这两个杂志办得很好。《教育史研究》为当前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此后，她还批示教育部分管部门专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为《教育史研究》申请正式期刊证。不久，《教育史研究》为创刊十周年举行刊庆纪念，教育部老部长何东昌、原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邹时炎和教育史学界的老前辈顾明远（后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张瑞璠教授都为刊庆题词，潘懋元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在为刊庆撰写的文章中充分地肯定了《教育史研究》在十年艰辛历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并对编辑部同仁甘坐十年“冷板凳”，为教育史研究无私奉献的精神表示赞赏。还有许多教育史学界的同仁，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对《教育史研究》的关爱之情。这对《教育史研究》编辑部的同仁来讲，是鼓舞，是鞭策。《教育史研究》编辑部的同仁硬是靠着顽强坚持的精神，克服各种困难，把《教育史研究》越办越好。 　　三、在坚持中做出重大贡献 　　《教育史研究》在艰难办刊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和学术导向，团结和组织教育史学界的广大同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教育历史，为推动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举其要者有以下几点： 　　第一，为广大教育史学界的同仁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科研成果的平台。在1989年《教育史研究》创刊以前，偌大的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史专业的学术刊物。许多教育史方面的论文只能在大专院校的学报、综合性的教育研究刊物上发表。《教育史研究》原为季刊，2008年改为双月刊，创刊20载共发表有关教育史方面的论文近2000篇。其中包括了教育史学史和教育史学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国古代教育史、比较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地方教育史、学校史、教育史著作评介、教育史学界动态、教育史学界人物介绍等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有教育史学界的科研人员、教学人员、在学的博士生、硕士生，还有地方教育史志的研究人员以及相邻学科的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其中年近古稀的老教授、老专家，也有的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他们通过《教育史研究》这个平台提出学术见解，交流学术观点，沟通学术信息，活跃了教育史学界的学术气氛，促进了教育史研究领域和教学领域的繁荣昌盛，为从整体上提高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水平和教学水平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二，运用倾斜的办法着力强化教育史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在教育史研究领域里，过去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特别是对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研究，更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研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前后成了由教育部两位老部长董纯才和何东昌亲自主抓的“七五”、“九五”的国家级研究课题。为此，国家和地方都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从征集资料入手，选编资料、编写大事记、专题史和断代史，参加这两项研究工作的学者专家还写了一批专题论文。《教育史研究》运用倾斜的办法优先发表了这批论文，还及时地通报这两个课题的研究动态，公告这两个课题的科研著作出版信息，约请专家评介这两个项目的研究成果，从而使这两项研究课题的成果能够很快地提供给有关的教育科研人员和教学人员，使他们能够把这些研究成果运用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去。此外，《教育史研究》对于“七五”以来立项的国家级、部委级教育史研究课题都采取了优先发表其科研成果的办法来进行扶植；对于党的三代领导人教育思想研究、对于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徐特立、成仿吾等教育思想研究、对于雷沛鸿教育思想研究、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杜威教育思想研究等这些比较薄弱的环节，《教育史研究》也采取了倾斜的办法予以强化，很显然，这对于提高教育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是大有价值的。 　　第三，为了发挥“资政”作用，《教育史研究》大量地介绍了中国历代和世界各国发展教育事业和进行教育改革的经验与作法，并且予以评析。无数事实表明，要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搞好教育工作，教育部门的主政者在制定方针政策和进行实践活动的时候一定要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但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了解、研究和记取过去的国内外经验教训可以使当下的教育改革少走弯路。为此，《教育史研究》在选用稿件的时候，尤其着重选用那些对当前教育工作能够起到借鉴作用的稿件。对于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方面的稿件，特别是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方面的稿件，以及外国教育史中有关进行教育改革和介绍与评析外国发展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与实现教育现代化经验的稿件，《教育史研究》都是择优采用的。这样，《教育史研究》就为教育部门的主政者源源不断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借鉴，使它成了教育部门主政者们的案头书。 　　第四，在“育才”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教育史研究》通过发表的各类教育史方面的文章延展了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师范院校师生的知识结构，充实和深化了他们在教育史方面的学习内容。其中有许多材料，他们在课堂上是接触不到的。通过《教育史研究》，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师范院校师生开阔了知识视野和加深储备，这就有利于他们增强才干，成为现在的和将来的更加成熟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在教育史的教学领域和研究领域，许多年轻的博士和硕士都踊跃地向《教育史研究》投寄稿件，在《教育史研究》上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关爱着《教育史研究》，《教育史研究》也为他们的成长创造了机会和条件。试看在《教育史研究》创刊初期发表文章的那些作者，如今都已成为教育史学界的教学骨干和科研骨干，成了教育史学方面的博导、硕导和高级科研人员。在回顾自己成长历程时候，他们总是会提到《教育史研究》给予的帮助。如今，他们的学生也聚集在《教育史研究》的周围，把《教育史研究》当作他们锻炼成长和展示才干的园地。可见《教育史研究》在担负“育才”任务的过程中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第五，在“存史”方面，《教育史研究》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一方面是它对现在整理出来和挖掘出来的教育资料，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资料和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资料，以及被历史尘封已久的教育资料，如有关晏阳初的教育资料、雷沛鸿的教育资料整理，它们在出版以后都由《教育史研究》及时地向教育史界的同仁作了介绍和推荐，供他们采用；另一方面，《教育史研究》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具有“存史”的价值。当前已经有许多教育史论著在引用《教育史研究》发表的文章作为其立论的依据。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教育史研究》目前还是“内部资料”性质，所以它还有一些局限性，还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坚信：只要《教育史研究》秉承顽强的坚持精神，将会创造出更多的业绩，做出更大的贡献。（责任编辑李玉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