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课题，历经十余年的潜心研究，集几十位老中青三代人的努力，终于迎来了胜利结题的佳期。2007年9月23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鉴定会暨学术研讨会。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李文清，原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邹时炎，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中央教科所所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朱小蔓教授及课题组成员和有关专家、学者共六十余人出席了会议。 　　一、探索规律、继往开来 　　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副主任李文清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课题的结题表示了衷心的祝贺。 　　首先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在会上讲话。她充分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课题研究是教育科学研究中非常重要和艰巨的工作，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这项课题的研究成果客观地描述了共和国教育的发展历程，并在总结共和国教育的主要成就与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规律，将有力地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研究，对加快实现我国教育现代化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另外结合教育科学研究，陈小娅副部长也对课题组和中央教科所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她说，新世纪中国教育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同时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教育发展中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亟须加强教育科学研究，为妥善解决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促进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希望我们的课题组及所有的教育科研工作者再接再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服务于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局；要紧密围绕推动教育事业持续不断地发展，更好地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受教育需求，紧密围绕推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教育的均衡发展，紧密围绕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提高国民素质开展教育科研工作，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为我国教育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不断的智力支持和知识贡献。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副主任李文清也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首先肯定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在教育部的正确领导下，在教育科学规划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等方面有了新的提高，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并希望继续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更加富有成效。同时勉励课题组和所有与会科研人员，要珍惜当前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大好形势，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科研工作管理者更要进一步开阔眼界，拓展思路，在遵循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规律和社会科学管理工作规律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机制。她强调，在项目管理工作中，要逐步建立信誉机制，重视专家学者的学术积累和学术诚信；强调基层科研管理部门的责任心和积极性，明确全国社科规划办、省社科规划办、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的责任，充分调动各自的积极性，使管理成为一种主动自觉的行为，以达到管理工作效益的最大化。 　　二、甘坐板凳十年冷，倾心研究终有成 　　原国家教委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课题组副组长王明达代表课题组组长何东昌做了课题研究工作报告，全面回顾了课题研究工作。 　　关于课题立项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部党组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统一部署而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教委于1994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工作小组，受党组委托，由何东昌任组长，王明达、邹时炎任副组长。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负责具体组织协调工作并依托教育史研究室开展研究工作。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课题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确认为全国教育科学“八五”国家重大课题。1995年3月，国家教委办公厅向全国发出通知，决定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并印发了《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工作的报告》。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继续被批准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国家重大课题。由于该课题研究任务的重要和艰巨繁重，故经批准后顺延至“十五”期间完成。 　　关于课题研究过程。整个课题研究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96年1月开题至1997年8月,主要研究工作是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研究和选编重要教育文献资料。第二阶段从1997年9月至2001年底，主要研究工作是重点开展对共和国教育专题史的研究。第三阶段自2001年底到2006年，主要研究工作是开展对共和国教育史的研究，完成研究的最终成果。 　　为了对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取得共识，端正指导思想，提升学术观点，提倡互相学习切磋，课题组就学习苏联教育经验、1958年教育革命、五十年教育的主要经验教训、共和国教育史的分期、贯穿共和国教育史的主线、共和国教育史上的三次教育大转折、重大事件的历史评价、教育的继承与发展等学术问题，以及教育史的基本框架、教育人物入史和三级目录的确定原则等编撰问题，组织了多次专题学术研讨和研究编撰工作会议。 　　关于课题取得的成果。经过十余年的研究，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一是明确了共和国教育发展的历史分期，并揭示了各时期各阶段的特点；二是得出共和国教育发展轨迹的显著特征是一条主线三大转折点的结论；三是初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内涵是什么的问题；四是对历史上出现过的曲折与失误做出了科学的分析与评价；五是在充分反映共和国教育事业巨大成就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共和国教育发展的基本经验。 　　课题组陆续出版了一千六百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2002）4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丛书》（13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历史传统与基础》、《高等教育史》、《中小学教育史》、《职业教育史》、《成人教育史》、《师范教育史》、《民族教育史》、《学校体育史》、《学校艺术教育史》、《工读教育史》、《少年宫教育史》、《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上述成果获得学术界和教育实践工作者的广泛好评，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丛书》（13本）荣获“中国教育学会奖”（1999——2004）一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荣获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最终成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上下卷，120万字），该书被列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教育类的第一项重点出版图书。此外，还出版了《学校国防教育史》并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关于课题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加强对当代中国重要教育人物及其教育思想的深入研究；继续积累和科学总结有代表性的地区、学校丰富的实践经验个案；抢救挖掘重大教育方针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其对教育实践产生的重大影响等动态性的活史料等等。此外，还要利用已有成果进行共和国教育发展史的普及与宣传。 　　总之，课题组成员以高度的使命感，严肃、认真和负责的精神，明确的研究思路和路径，逐步深化的正确思想观点，严格的学术规范来进行课题研究工作。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课题组组长何东昌在研究方向、主要观点、布局谋篇的把握上起到了重要和关键的作用，每一个课题组成员甘于寂寞、脚踏实地的不懈努力，确保了研究工作的顺利完成和每一个阶段成果的较好质量。 　　三、充分肯定、高度评价 　　在讨论中，鉴定组每个成员对本课题研究及成果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很高评价，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并对今后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很好的建议。 　　北京大学副校长梁柱教授认为，课题基础扎实，在文献基础上搞专题，专题基础上是通史，反映了应有的治学态度。研究很有见地，角度把握得很好，是站在党和人民共和国的角度研究历史，而不是作为旁观者站在外面；观点把握较好，从总结经验的角度看待历史，对存在的问题不回避，不把错误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从中可以引出积极的东西，这对当前教育工作有启示。对有争论的问题写的也比较中肯，并留有余地。这些成果很有价值和份量，是对当代教育史的贡献。 　　教育部高校社科发展中心主任田心铭教授提出，课题研究独立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为教育决策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为教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库。从最初的原始资料到专题史研究再到通史的完成，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学术研究规范，在学风浮躁的情况下这样做非常难能可贵，这个课题可以成为一个范例。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吕达认为：课题研究发扬了研究历史的传统，研究过程是文献、专题、通史，步步深入；研究队伍是三结合，既有老干部、专业人员，也由基层教育工作者，扎扎实实；研究方法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结论令人信服。当代人修当代史关键是实事求是，课题成果基本体现了这一思想。 　　华东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叶澜很有感触的说，这本共和国教育史史料丰富、结论概括，呈现的纲目非常清晰。共和国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体现了既联系又有区别，我特别欣赏第一阶段写法，问题和评述把握的非常好。作者作为历史的当事人、领导人，有较超然的态度，对教育发展中的成绩与问题，都不是从个人的角度去思考。并建议对教育指导思想内容上再做一些补充和完善。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会长、浙江大学田正平教授认为，课题研究经过了精心组织、长期准备、有很好的研究基础；开拓和丰富了教育史研究的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最终成果是一部指导思想明确、分析框架合理、史料翔实、观点多有新意而学风严谨、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精心之作。学术研究的创新，对共和国教育实践和发展更有启示。他中肯提出作为史学史，应对当代有影响的教育家、重要的教育思潮、教育流派深入研究，“一个主线，三个转折”，还需进一步探讨，从更多的角度展开对若干重大教育事件的分析，还应增加教育行政制度的演变、教育财政体制变革等内容的建议。 　　华东师范大学金林祥教授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不是第一本，但却是最重大的成果，代表了现今共和国教育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以共和国教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和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是成功的重要原因，对共和国教育历史时期的划分和各个阶段特点的概括，对共和国教育发展基本经验的总结，是学术研究的重大突破；从正反两方面入手总结经验，从经验中为现代教育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历史的启示。研究体现了一种很好的学术风格，追求严谨、扎实、规范、科学和信史。三结合的研究队伍不仅为课题完成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而且对于锻炼、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共和国教育史研究队伍，意义重大又深远。 　　顾明远教授提出，研究完成的是教育史的巨著，指导思想正确，内容丰富、文字平和简练、脉络清晰, 填补了教育史的空白。建议除了增加当代教育人物的研究外，还应加强教育科学研究的内容，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的讨论，改革开放以后的教育本质的讨论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教育科学研究的讨论，是否反映在教育史中很重要。经验总结中还要有一条，以科学研究作为教育改革的基础。应当说我们过去有失误，包括这些年职业技术教育的滑坡，主要是没有把科学研究作为教育政策决策的基础。这也是很重要的经验。 　　四、通过鉴定、圆满结题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对这一课题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关注，课题组在十余年研究进程中得到了其倾力的指导和帮助。在课题完成之际，受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的委托，以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顾明远教授为组长的课题鉴定组对课题成果进行了鉴定。鉴定组认为： 　　首先、正确指导思想保证了研究的科学性。研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注重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并力求立论深刻、有新见解；坚持发展与联系的观点，使研究既反映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变革等因素对教育的影响，也反映教育在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变革等方面的作用。 　　其次、研究具有极其深厚的史料基础。研究运用文献法收集、鉴别、加工整理了大量文献资料，成果填补了共和国教育史研究中系统资料的空白，既为课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也为广大学生、教育工作者学习和研究共和国教育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宝库。 　　再次、成果丰硕且有很高的学术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丛书》是一部从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五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全景的专题史丛书，全面总结了五十年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和获得的教训，初步揭示了某些规律。其中有些专题从史的角度还是第一次研究。最终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上下卷）是一部史料详实，史论结合自然，逻辑结构严密，文字朴素平实，有许多独到见解，具有开创性、填补空白价值的学术专著。它不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对我国当前和长远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第四、树立了优良的学风。整个研究过程坚持求真务实、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扬民主作风，尊重一切经过科学研究、言之有据的学术见解，提倡学术上互相学习、切磋。由此成长起一支学术研究队伍。 　　五、专题讨论、继续深入 　　在学术研讨中，与会专家就“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的发展轨迹与特征”、“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教育的主要成绩与基本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的特色及其启示”进行了专题发言，进一步阐释课题取得的一些突破性的理论观点，总结课题在组织运作中取得的一些基本经验。 　　王炳照教授认为，课题研究是学习的过程，学习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邓小平从我们自己国家的经验教训，从国际大的发展趋势两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思考我们的教育问题。具体怎么反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经验，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但同时要有新的标准，不是全部照搬。我们吸收和批判的都不够。中国特色在几千年的传统中，可以找到集成的东西。还要充分的认真的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的思想、制度和方法。必须在这个方面坚持开放的态度，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引进了，才能找到适合中国教育的路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我们的经验总结，自身的实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来源。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不要抽象化，空洞化，要与解决当前的问题结合起来，与眼前的改革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克服矛盾、解决问题过程中去不断完善。 　　方晓东研究员提出，在课题研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历史的分期是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我们把共和国教育史发展的历程分为了两个时期和六个阶段，以揭示共和国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正确地把握共和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走向。通过对共和国教育发展的疏理，清晰地看到的共和国教育发展轨迹的显著特征是一条主线和三大转折点，这个过程铸就了教育不断改革和发展的业绩，成为共和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鲜明特点。我们在研究中坚持了从事实出发、以发展的观点，把研究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予以审视，在充分肯定共和国教育成就的同时，科学地对待了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曲折和失误。 　　郝维谦研究员强调，我们的课题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更要为是当代的教育现实服务，提供正反方面的经验。总结的经验既要符合历史事实，又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对现在的人有所借鉴、有所启发，它不是空洞的。我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基础上开始搞社会主义教育的。当代中国的教育水平不仅仅是讲一个数据，还要从规模，质量、结构，效率等整体来衡量，从全局来看待。我们的教育最终目的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完整的教育史离不开教育人物及其教育思想，确实有一大批教育家对共和国教育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不仅表现在办了很多学校，而且在抵制运动对教育的冲击上也做出了贡献，这些都是我们要着力反映的。 　　卓晴君研究员提出，共和国教育史课题研究的特点是：第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即必须从事实出发研究共和国教育史，这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和依据。用发展的观点研究共和国教育史，就是要把事实材料放在历史的客观联系中进行考察，还要注意历史发展的阶段性，避免用形而上学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必须具体全面地考察研究对象，把教育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具体分析，也就是要把教育放到与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的联系中去考察。第二，坚持求真务实民主创新的学风。即一切从事实出发，一切按历史的本来面貌直言不讳，不受自身先验的经验或自己的知识结构或现成的结论和观点的束缚，不用今天的观点或美好的愿望去美化或者苛求历史，也不用偏见或成见对历史加以无端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第三，坚持追求教育科学研究的真谛。尊重一切经过科学研究、言之有理的学术见解，提倡学术上互相学习、互相切磋。这三个特点实际涉及到教育科学研究中的三个核心问题，即指导思想问题、学风问题和研究的价值趋向问题，课题组在科研实践中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共和国教育史研究”课题结题了，但“共和国教育史研究”仍有许多待拓展的研究领域。展望未来，共和国教育史研究将在新的研究起点上继续深入展开，共和国教育史研究队伍也将会在研究进程中得到不断发展壮大，更期待有质量、有深度的共和国教育史研究新成果源源不断问世。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部李玉非、郭红霞） 　　[文章出处]《教育史研究》2007年第4期